第二次生命
年的全家福。母亲怀中是本文作者。
在太阳庙门时，我两岁那年初春还在上幼儿园，染上了一种叫做“猩红热”的传染病，这种病现在已不多见了，那时候是烈性传染病，依当时的医疗条件，患上“猩红热”，十有九死。
那天凌晨，母亲抱着高烧昏迷浑身红疹的我，在春寒料峭中，坐三轮走了十多里路来到医院。接诊的医生一检查，说你娃得了“猩红热”，这病难活，之前有两个娃没活过来，家长要有心理准备。医院当下就对我开出了病危通知书。虽然我的性命危在旦夕，因为还有口气，医院还是收治下我。由于此病属于传染病，按照规定患儿须隔离治疗，家长不能陪护。母亲急了，说“娃还没有断奶，我不在娃吃啥呢？”医生说“万一你染上了，那你母子俩都没了咋办？”母亲说“我不怕，要死我跟我娃一块死！”医生再三劝说，她满眼是泪，医院，非要和我一起住在病房里。幸亏院长潘宜轩大夫深明大义，破例允许她入住单间病房陪护我，但还是让不识字的母亲在一张字纸上按下手印为据。那时政府的防疫措施还是很高效得力的，母亲和我前脚走，后脚就来了一群穿白大褂的，背着喷雾器在屋里屋外、院庭茅厕等地反复消毒，一下惊动巷子里人都来看热闹，不知这家子人出了什么大事。
三天后，父医院，恰恰这时，医院因为稀缺治疗此病当时还要依赖进口的特效药——盘尼西林，针对昏迷不醒、心跳渐微的我，第二次开出病危通知书。三天来，母亲坐在清冷孤寂的病房里，怀抱着我三天三夜未曾合眼，嘴里还吟着自编的摇篮曲：“我娃乖我娃乖，我娃好了快醒来”，谁知，熬来的又是一纸病危通知书。母亲望着我大腿窝被扎成密如一窝黑蚂蚁般的针孔，顿时泪如雨下，泪水打湿了她胸前的一大片衣襟，长久难以自制。父亲说“事到如今，也只好听医生的了，把娃撂下算了吧，再说这娃上头，咱还有六个娃呢！”
父亲说的还有六个娃，他们是我的三个哥三个姐，我这个儿子为老幺。娘四十二岁时生的我，拿现在的话说算是高龄产妇了。她在生了三男三女之后又生了我这个儿子，有些不可思议。父亲说我是个多余的，已经有了三儿三女了有我没我都行。母亲嗔道“这娃好歹也是我身上掉下来一疙瘩肉，你不心疼我心疼。你看这娃乖得很，刚生下来那会儿，三个月没见哭过，周围邻居都不知道咱家还有个月娃子呢！”母亲对我尤其钟爱，两岁多了还没有舍得断奶，其他哥姐都是吃到一两岁时，娘给乳头上抹了辣椒水不让再吃的。
医院第二次下达的病危通知书，母亲抽泣着说“娃一直叼着我的奶不松口，我就不相信我娃会死！我情愿死了也要叫我娃活上。”父亲不做声了，安抚了娘，转身急匆匆进城去找盘尼西林。
那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旧中国遗留下的烂摊子满目疮痍。远离市区刚组建的传染病院，门口是一条黄土大路，晴天扬灰，雨天泥泞，周围全是荒郊野地，一人多高的蒿草里经常还有野狼出没。旧兵营改建的病房，窗棂上甚至都没有安装玻璃，到了晚上，早春的夜寒不断渗进窗来，寒气逼人，直打哆嗦。母亲盘腿坐在病床上，解开她的大襟棉袄，紧紧地把我裹在怀里，用她的体温温暖着我孱弱的病体。她为省钱，渴了，喝的是搪瓷缸里的凉水；饿了，吃的是蒜瓣就冷馒头。她咽下的是粗陋的饭食，酿出的却是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我奄奄一息的生命。
又过了三天，窗外墙头日渐泛绿的迎春花枝条上，忽然绽开了黄灿灿的一簇簇的迎春花，远远还传来了几只喜鹊的叫声。许是母亲的大爱感动了老天爷，许是母乳的哺育让我产生了超凡的抵抗力，我终于在昏迷了七天七夜后睁开了眼睛，高烧也退了，在母亲怀里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要吃香蕉”。说这话的时候，父亲拿着千辛万苦找来的两支盘尼西林，满头大汗刚刚走进病房。看见我睁开眼睛又开了口，激动得愣在那里竟不知该说什么好。本来已经没有眼泪的母亲，此刻悲从喜出，不禁放声大哭。父亲安抚着母亲，望着呆呆的我，欣喜若狂的说“娃他娘，不哭了不哭了，咱娃活过来了呀！”父亲第二天就给我拿来了一大把香蕉，我吃了一口就再不吃了，剩下的非要父母吃。看着母亲一口，父亲一口，把香蕉吃完了。父亲感慨地说“孔融三岁会让梨，我娃两岁让香蕉，孺子可教也！”母亲说“我娃懂事，将来靠得住！”
听说我活过来了，医院的人们都来到病房探望、祝贺，大家在惊异奇迹发生之余，有的说这娃命大，从死里走了一回，阎王不收又回来了；有的说这娃福大，将来肯定有出息！还有的说幸亏他妈没文化，不知道这病的害怕，再是个知识人还敢住到这传染病房里来？！
母亲当时的所作所为，质朴无华，不言放弃，亦非惊天地、泣鬼神之举，却折射出了母爱的伟大光辉。
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关中尧出院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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