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的最后一课

　　年7月下旬，日军开始大举进攻北平。

　　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大校园内，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要人已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便落到了北大秘书长、中文系教授郑天挺身上。此时，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

　　面对危局，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将其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二十元，促使他们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促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

　　据钱穆回忆：“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人陆续离北平南下。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以不起。”孟森（心史）于年去世，留下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着作。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军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年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并在门上全部挂上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但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保管事宜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把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二院门口，郑天挺才与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在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了沦陷的北平。用罗常培的话说：“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

　　坐落于西北郊的清华大学校内同样惊心动魄，令人备感凄楚苍凉。

　　除了清华师生留下的回忆文章，时任外文系教授的吴宓记载甚详。由于历史原因，吴宓的记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事隔六十年，随着《吴宓日记》陆续出版，才为世人广泛瞩目，所记内容也成为研究抗战前后清华校史特别是民国时期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历程弥足珍贵的资料。

　　自8月10日始，吴宓经常出入清华园，将寓中所有书籍、衣服被褥等物皆清点装箱，雇人力车拉回城内姑母家中保存。9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发出公告：“开学无期，现组织校产保管委员会，自九月份起停止发薪。”

　　9月23日下午，吴宓步行至西四姚家胡同3号陈寅恪宅，祭吊过世的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这次与陈寅恪相会，本不愿南下而意欲留在北平闭门读书的吴宓迫于情势，不得不做离京打算。在朋友和同事的劝促下，吴宓比陈寅恪提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0月26日，携两位女学生伴随叶企孙、熊大缜等人一起离平赴津，自此开始了流亡西南的乱离生活。

　　这个时候除了逃难的人群，尚有部分师生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仍在兴致勃勃地“隔江犹唱后庭花”。

　　北平沦陷的当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后庭花之歌”还未开唱，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住，只有坐看北平沦陷，仰天长叹，在亡国恨与后庭花之间来回踱步徘徊。

　　冯友兰与清华理学院长吴有训二人结伴南下，到达郑州时，冯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冯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教授，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慨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言毕潸然泪下。

　　当他们重返北平校园的时候，已是九年之后了。

　　面对危局，北大校秘书长郑天挺不顾夫人新丧，子女年幼，将其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日记中记录的事宜让人落泪。

夫人周稚眉

年1月12日，郑天挺与众友约游昆明西山。步至华亭寺，“庭无杂树，惟绿梅两株，老干枝枒，琼萼锦碎，甜香暗袭，万虑澄消”。绿梅原产于西南，喜湿不抗冻，北地稀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郑先生想起年过世的夫人周稚眉。

夫人字?梅，且最善艺梅，日记中提到丙子（年）岁暮，有人送腊梅到家中，“时夫人病，下红已将月，犹起而观之”。所谓“下红”，即中医“下红之症”，也就是除月经以外的下身异常出血。《红楼梦》中的凤姐，小月（自然流产）后亏虚下来，便复添了下红之症。

之前周稚眉的病情，主要来自郑天挺之女郑晏年的口述《回忆抗战期间在北平的生活》，当时她已93岁，由女儿黄培整理。她回忆丙子年除夕，母亲突然发病，病情很严重。可据郑日记，周稚眉已有“下红”将月，并非突然起病。当然，妇科病不便与小女谈起，郑晏不知情也属正常。不过确是急性加重，捱不过去，否则以国人习俗，不会春节期间就诊。郑晏回忆母亲正月初五住院，正月初七手术，均与日记吻合。

郑晏所言“胎死腹中”一节，日记未提及，周稚眉生于年，时年40岁，生育经验丰富（有子女五人），死胎而不自知似不太可能。不过，她说自己“躲在卧室里听大人讲话，得知母亲在做手术时，医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她腹腔内，必须进行第二次手术取出，母亲因流血过多再也没有睁开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与日记所载严重不符，日记中确切记为“以割治子宫，麻醉逾时不复苏（页）”，“竟以割治麻醉不复苏（页）”，郑夫人下世实为麻醉意外。

周稚眉和五个子女

麻醉意外最严重者可致死。周稚眉当时行子宫切除术，采用的应是全身麻醉。麻醉过程中，患者会出现心率下降、血压下降和无法自主呼吸，需要麻醉师全程生命支持。除患者个人体质以外，当年全麻药物的安全窗口远比现在要窄，麻醉死亡率远高于今。日记记载，汤用彤长子，极具才情的汤一雄在昆明割盲肠时，就因麻醉过量死亡（—页）。

时至今日，麻醉相关性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无法预料和无法控制的，在法律上属于医疗意外。当郑晏回忆在场父亲的朋友（蒋梦麟，罗常培，陈雪屏，樊际昌，章川岛等）医院（医院前身）打官司，而父亲并不愿意，应该有此考虑。

退一步言之，如果真有手术器械遗留，那确是不折不扣的医疗事故。如韩国《中央日报》年5月20日报道，医院六年前对患者金某（55岁）进行子宫肌瘤切除术时，竟把手术器械遗忘在腹中，医院告上法庭。不过，器械遗留腹腔，无疑是责任心严重缺乏的表现，但几乎不会导致患者死亡，金某的症状即六年来一直有腹痛，平白增加了很多痛苦。

回到日记中，郑天挺见此绿梅，“坐石鼓，久而忘去”，仿佛如《项脊轩志》，心中所念“不知夫人所培诸梅今若何已”。

两个儿子

郑家的灾难自年始。郑天挺有三子二女，这年春天，两个儿子，老四克晟（6岁）老五克昜（3岁）均患病，而且是患有“儿童杀手”之称的猩红热（17页）。猩红热为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可累及咽峡部黏膜形成溃疡，故中医有“烂喉痧”之称。年内政部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法定传染病九种，猩红热名列其中。当时有健康类的儿歌流传：“病名猩红热，小儿最易得。无论大小人，得病势危破。治疗须即早，否则将自绝。”

抗战前，郑家五姐弟合影

此时距治疗猩红热的首选药物——青霉素应用于临床还有7年，治疗只能以对症为主，贵胄如袁寒云，年得病后也不能身免。所幸北平有着全国顶尖的医疗条件，弟弟们又有个能干的二姐郑晏，两个孩子均脱离危险，且无后遗症。郑克晟继承家学，后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郑克昜（改名克扬）曾任北航热动力研究所所长。

抗战胜利后，郑天挺，郑晏和两个弟弟

表兄张耀曾

年7月30日（阴历七月初四），郑天挺四十岁生日。也许循“四十不做寿”之习俗，当日并无同事祝贺，而是奔波在蒙自返回昆明的火车上。抵达住所已是晚上八点多，匆匆阅报，得知镕西表兄于26日不起，“乍读不敢罝信，继读不觉泪下”。

镕西即张耀曾（—），辛亥先驱，法学学者，前司法总长。郑先生父母早殁，与其弟一直寄居姨表兄张家，张耀曾亦父亦兄，两人感情深厚。

张耀曾正值壮年，身体状况不详，而据郑日记“余三月来滇，尚有信来”，其中未提及有恙，想必平素康健，故初闻噩耗，郑先生有晴天霹雳之感。张氏近年长居上海，又执律师业，医疗条件与医疗费用都是不成问题的，为何遽然病逝？原来罪魁祸首是伤寒。

中医体系中“伤寒”范畴极广，西医特指伤寒杆菌所致感染。如今伤寒已不足为虑，当年缺乏抗生素，可是要命的病。据年1月12日《申报》，沪海港检疫处、公共租界、法租界联合发布了上周传染病死亡统计，其中伤寒患者有33人，死亡达30人。此病早期症状隐匿，病情易耽误，年9月10日郑天挺赴上海凭吊，其大嫂、三姐告以张耀曾病状，“似为医生所误”，郑先生不由得大呼“伤哉！伤哉！”

张耀曾垂危一语为“汉口无恙否”，堪比陆放翁。郑天挺后来得侄女张宁珠信，知镕兄遗言，不禁读来泫然，长叹“呜呼！此德此才，竞赍志以没（点校误为“赍恶以没”），岂非天哉！”。

弟弟郑庆珏

郑天挺的弟弟郑庆珏，字少丹（页将“郑庆珏”“郑少丹”列为两条，不妥），日记中虽称为“三弟”，“八九岁后骤失怙恃，一姊一弟先后殇折，惟余与三弟”，郑庆珏实为兄弟姊妹中唯一成年者。年10月4日，郑先生早膳时谈及家事，三表姐张佩芬屡屡支吾其词，最后只能以实相告：三弟实已过世。郑先生当即惊骇泪下，竟日未出。因家人隐瞒，郑庆珏的死亡日期应更早一些。据郑晏回忆：年3月的某个周末，叔叔突然发病，发病仅3周后即去世，时年41岁。

郑晏回忆有误。据日记年4月5日载：“今日为清明，又为亡弟少丹周年忌”，可知郑庆珏于年清明逝世。表姐隐瞒死讯半年左右，也更合乎情理。

郑晏和叔叔一起生活的日子不短，她简介了郑庆珏的生平：早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曾赴东京明治大学法律系深造，回国后供职于上海法院，日伪时期，曾在国立华北编译馆担任编辑并兼任伪北大法学院讲师。她回忆叔叔“突然大口吐血，走不动路，亲戚请来北平最好的私人医生到家看病，诊断结果叔叔患肺结核病已是二期”，这也是不够准确的。据日记年8月31日载：郑天挺与章廷谦闲聊，得知章有家书，“谓三弟患咯血，为之大惊，家书中从未言及，不知何故，岂讳之耶？”原来郑庆珏早已患病，只是没有告知家人而已。

如郑晏所言，叔叔的病情迅速恶化，很可能是大咯血不止，三周后即逝世。说起结核病的治疗，中医从无办法，而年美国瓦克斯曼教授已析离出链霉素，它对结核杆菌有特效，开创了结核病治疗的新纪元。不过回到战乱时的北平，平民想获得此药实属异想天开，用郑晏的话说，“那时只要传染上肺结核基本就被宣判了死刑”。

抗战中，郑雯和郑晏（右），后立者为叔叔

三弟的性格大概较为深沉，患病后连兄长也不告知，尚需通过外人知悉。而在郑晏的回忆中，“叔叔脾气特别大，整天绷着脸，不苟言笑，所以我们很怕他，对他是敬而远之”，这很可能是郑庆珏采取了一种主动隔离的措施，如“他的房间非常干净，从不让外人进，弟弟们从来没有进去过”，“他从不与我们一起吃饭而是单做”，“他终身未婚”都可用此解释，只是郑晏当年不明白叔叔的良苦用心罢了。

长女郑雯

丧亲之痛还在继续。长女郑雯，与郑晏为双生子。一众儿女中，郑雯天赋最高，贝满女中毕业后就读北大，不过是“伪北大”，日记年11月29日载：知大女入伪北大西洋文学系。

抗战前，郑雯、郑晏（左）在小酱坊胡同家中

被称为“大宝”的郑雯极受宠爱，日记中现身近四百条。年，郑雯不愿待在沦陷区，执意前往大后方投奔父亲。辗转三月抵滇，8月14日与父亲不期而遇，“忽见公司汽车来，仅一女子，似是雯儿，又不甚似。车停，果雯儿也！一时悲喜交集，泪欲落者屡矣”，此时父女别离已近六年。

之后郑雯转入西南联大外文系，这位长女极为好强，年10月24日，“雯儿来，月考逻辑八十八分，以不得九十分以上也，大哭”。郑天挺平日交游，如女儿得空必是一同前往，如年2月1日，携之往视沈从文。郑沈虽为文科同事，并无私交，日记中正式拜谒仅此一次，大概还是女儿对新文学家感兴趣，才有此一行。

昆明学生运动不断，郑天挺生恐女儿卷入其中。郑雯也是乖乖女，校长太太相邀参加美国红十字会茶会，这是和锻炼社交和语言的好机会，她坚辞不允，实在躲不过，只好相商于父亲。告以“可述余不准参加之意，万不获已，只许参加一次，此后不可再往”，郑先生更愿意邀请钱学熙教授来舍下为女儿补习。

年，郑雯自西南联大三年级结业，拟返回北平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7月14日，郑天挺得悉惊天噩耗，前日中央航空公司自沪飞平的飞机在济南失事，死亡名单中有郑雯的名字。郑先生伤痛欲绝，“欲睡不能，两次登榻，三次倚枕，一瞬即醒”，并沉浸于不断自责中，“余若不为接收先回，绝不致置其一人留滇；余若早以回平飞机事询明告之，绝不致使其搭车赴沪；儿以六月十日到沪，余若早日写信安其心，绝不致急急搭中央机北来”。

回想年冬，自己照料北大同人南下，事无巨细，一一叩门送钱，并告以天津接头地址，而此次女儿北上无人照料，乃有此祸。痛定思痛，郑先生“固不敢以怨也”，只能长叹“天乎”“命乎”。当日十二时大风雷雨，灯灭就寝，一部波澜壮阔的日记至此戛然而止。

转载请注明：http://www.nbwangzhong.com/lcbx/56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