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代中国的疫灾防控机制
古代中国疫灾的预防与治理
瘟疫又名“温疫”，颇与时令相关，《礼记·月令》总结道“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曹植《说疫气》认为建安二十二年（年）因“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唐代以后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则认为瘟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关，故有金、木、水、火、土“五疫”之称。因此，先民十分重视顺应时节预防疫灾，且通过纸船送瘟神等民俗驱疫鬼强化对预防的重视。北宋甚至要求官员要严格按照时令来上任。
预防疫灾还需从饮食起居做起，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注意饮食卫生才是预防关键。在饮食卫生方面，古人早已注意到鼠类可以传染疾疫，东汉王充《论衡·累害篇》就指出：“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为了确保粮食和饮食安全，历代皆有“迎猫”的记载，祈求猫神消灭鼠害，同时训练鼠狼或鼠狗灭鼠。同样是在东汉之际，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就指出易感染疾疫的饮食。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更提出用熏药法、向井中投入药物等消毒。古人还注意到疾疫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重视环境治理以切断传染源。
古代中国疫灾的报告与处置
（一）疫情报告
历代帝王从来不敢对疫情掉以轻心。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提供了秦代上报疫情的线索：“某里典甲诣里人士五（伍）丙，告曰：‘疑（疠），来诣。’……令医丁诊之……”这不仅意味着秦代已经确立了详细的疠疫诊断标准，而且要求疫情从基层及时上报，疫情上报制度到宋代已经十分完善。
（二）隔离救治
在疫情暴发后，隔离是最为基本且直接有效的防控方法。秦代已将隔离纳入法律实践的考量。秦代的防疫之法已落实到了罪犯一级，若条件允许，可以隔离；条件恶化，只能杀戮和活埋。秦汉之际还有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传染病“毒言”，爰书记录显示：“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桮（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不同患者如有日常接触，患者也当自动隔离，这说明秦代已经在基层普及和贯彻了隔离之法。
汉承秦制，且开始主动施药干预疫情，汉平帝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即专门腾空舍第隔离患者，集中治疗。疫灾高峰期的魏晋更是设计了许多理性的防疫机制，达官贵胄皆要隔离防疫，即便有碍日常政务运转。京师甚至可以“废朝”。在疫情频发之际，隔离已经成为定制，然对确实关乎帝国运转的直侍则可例外，这是不得已的铤而走险。对于严重者还可启动快速通道，“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
隋唐主动防疫的体系更加健全，中央设太医署主管医政，包括疫情防控，每年根据时令准备伤寒、疟疾及金疮之药，与疫苗和药物研发有些类似。地方则更不落后，贞观三年（年）令诸州治医学，开元十一年（年）更具体要求诸州各置医学博士一人，开元二十七年（年）甚至详细到各州按人口比例配置医生，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20人，万户以下置12人，“各于当界巡疗。”遍布各地的医疗机构需要延用唐玄宗的医生配置之策，否则无法运转，这依赖于雄厚的财力。为了削减预算，元代便按照诸色户计之法设立医户，免费诊治。自此之后，除了药局之外官方医疗机构开始萎缩，民间医疗慈善兴起，在疫情防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角色。
军队作战时更易发生瘟疫，晚唐五代的军队已配备军医，并常备防疫药品。但因资源有限，医技一般，将军面对疫情也手足无措，且军中很难实行隔离，多半直接杀死患病者。对于疫死者，官府一般掩埋（深埋）或火葬，朝廷赐死者棺器盛殓或者放发棺殓费。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宋代以度牒为奖励招募僧人掩埋尸体。北宋末年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以掩埋无主尸体，此后一直沿用此法。隔离之法在民间日常多有强调。（三）巡诊施药
自汉代起，官方就有派遣医官巡诊，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施药，这几乎成为抗疫的惯例。疫灾频发的南宋都城临安在绍兴十六年（年）夏和二十六年（年）夏两次发生疫情，十六年夏“分遣医官循行临安疗病者，于秋乃止。”二十六年夏“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除了“柴胡制药”外，朝廷会直接给出药方指导防疫。同时，亦采“以毒攻毒”的中医防疫理念，最典型如治疗天花。明末清初即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获得免疫力，称为人痘接种术。康熙曾下令“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18世纪末谢清高《海录》回忆道：“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清代已经建立了严格的边境检疫制度。随着抗疫经验的积累以及中西医学的交流发展，清中后期出现了防疫的系统方案，防治鼠疫有《鼠疫约编》《鼠疫汇编》，防猩红热有《烂喉丹痧辑要》，防霍乱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等。与医疗救治相配套的是，皇帝会减免赋税，或录囚大赦天下，或祷告斋戒祈福，可谓既问苍生又问鬼神。官府为保证疫区生活，更会开仓放粮、调配物质救助。朝廷则缩减开支，杜绝行乐，过紧日子以抗疫。
古代防疫机制的变革与启示
（一）传统防控机制的变革
传统防控机制在北宋出现第一次变革，庆历八年（年）暴发疫灾，名臣富弼认为传统集中隔离之法反而造成了二次感染，并且因施粥不济，配套不当，实为害人。于是，他大胆变革：“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富弼除了号召全民出粮救灾外，还征集住所达十万余分开隔离灾民。同时动员退休和候任官员，以报酬和请功相报，好生犒劳其抗疫。另外，开放国有“山林陂泽之利”使民自救，并及时安葬尸体。这一赈灾之举可谓简便周到，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共克时艰”，此后“天下传以为式”，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一次变革。
晚近则引入了西医革新抗疫之法。年11月东北地区暴发黑死病，伍连德博士首先追踪病源，亲赴疫区解剖死尸，然后大胆提出了肺鼠疫的病原，最后医院、控制疫区交通、加强铁路检疫、火化尸体等，仅用4个月便成功扑灭了波及五省造成6万余人死亡的大疫。年4月，即将覆灭的清廷在奉天举行“万国鼠疫研究会”推介抗疫经验，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是为传统防疫机制的第二次变革。
（二）未来一体化防疫之道金代名医张从正认为，世道人心与药物抗疫密切相关，他甚至认为“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即官府的苛疾常导致疾疫难治。就此推演，官府的迅及应对完全可以有效防控疫灾，尤其能在民众心理上产生积极效果。魏丕信即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官僚制度在瘟疫救治和善后上迟钝疏忽，才导致瘟疫失治。因统治阶级决策失误，或暴敛贪婪导致的“人祸”比“天灾”更具有破坏力。例如金代天兴元年（年）汴京大疫，朝廷自身难保，未能有效应对，出现“寻以疫后园户、僧道、医师、鬻棺者擅厚利”的乱象。可见，人才是抗疫的关键。因此，包括帝王在内的官僚群体常会借疫灾反思执政之弊，民众更会借助宗教忏悔罪过。在科技昌明的当下，以寻找病原、控制宿主、研发药物为中心的治标之策固然重要，但古人反求诸己的态度更为关键，“人定胜天”之“人”才是抗疫的治本之法。古今除了探寻科学防控机制外，皆需反思国家治理和社会行动之改善，才能有效防控疫灾。
宋人洪迈《夷坚丁志》载士人管枢密“遇大鬼数辈，形貌狞恶。叱问之，对曰：我等疫鬼也。岁首之日，当行病于人间。管曰：吾家有之乎？曰：无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积德；或门户将兴；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则我不能入，家无疫患。遂不见。”在宋人眼里，积德行善、光耀门楣或善待动物皆是有效防控疫灾良策。当下，人类同动物接触密切加之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为动物性传染疾病提供了新的机会，人口增加以及国际经贸和旅行的频繁，这些因素让食源性疫灾频发且迅速演变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年4月，美国兽医协会提出“OneHealth”，即将人类和动物健康以及环境安全作为一体化公共卫生干预的新策略。如此倡议颇类似宋人所思，需要协调个人行动（积德行善）、集体发展（光耀门楣）和生态安全（善待动物）等三方面，方能打赢当下和未来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作者：张艺萍沈玮玮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原文发表于《人民法院报》，有删减）
原标题：《古代中国的疫灾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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