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参,综论瘟疫民国初年天津问世的一部

天津民国初期名医尉稼谦为天津市政府正取第一届医师，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暨天津国医函授学院院长，并任中央国医馆董事、中华国医竞进会会长、药材甄别委员会监察委员、官厅备案北京中国医药月刊社总撰述。其原籍甘肃平番，乃六代家传世医，渠曾祖西泰公及乃祖甡峯公，医院御医之职，其尊翁松山府君，幼承庭训，中年挟技迈宦途，蒙圣赐二品顶戴双眼花翎，历任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中堂府医官，继任淮军医官、大清国立将弁学堂医官、袁世凯总统府医官等职。

尉稼谦幼承家学，并拜施今墨为师，于年创办“天津国医学校”，年添设函授部，年扩充为“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则名为“天津国医专修学院函授部”，简称“天津国医函授学院”，该院开设课程为23门，讲义编撰宗旨“系改良古义，融汇新知，故对于上自内难古经，周秦汉唐，以迄宋元明清等千种万类学说，仲景伤寒派，刘李朱张四大家派，晚清温热派，晚近南北两大派等千种万类派别，举凡中国医学应有尽有，含蓄深奥、费人索解者，本院讲义中对此一切皆引用最新科学化西医学理以说明之，尽量删除空洞玄谈，以中西合参等科学方法阐明中国医学之真理”。其中《时疫科》堪称典范，本文是在深入研读此书基础上完成的。

天津国医专修（函授）学院以“改良古义、融汇新知、中西合参、发扬国粹”为理念编撰讲义，其中《时疫科》堪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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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本义即传染病

《时疫科》系当时国内中医专业院校率先开设此门课程的两所学校之一（另一学校为北平国医学院的《瘟疫》），该书首先认为“瘟疫”即指恶性的传染病。

其谓：“传染二字，为我国原有之词，不自西洋医学输入始也，唯不专作医学词性而已，唐宋后医书，用传染二字属词者渐多，在前人意识中，固早知某种疫症有传染性，不待吾人考证而知者，至吴又可作《温疫论》，则传染病之意义更为明代社会所识矣。瘟疫云者，或以为病名，吾窃有疑焉，按瘟疫二字，见于汉书，核其文义，盖含有急性的恶性的传染意义，按之字义亦然，而民间口语，于传染病流行之际，皆不言病名，但括言之曰‘发瘟’，可知瘟疫二字实具有传染病之义。考历代以来，早有传染病发生，汉灵帝时之瘟疫，大概相当于张仲景之伤寒，若明代之瘟疫则似非伤寒可比，倘为伤寒，则其时何不以伤寒治之，是必治之无效，吴又可乃有《温疫论》之作，实则吴又可仍不知为何病，但统以瘟疫目之而已，后乎吴又可者，读吴氏书，师其遗法，遇瘟疫流行，以其法治之，或有效，或无效，三百年来迭试之而记其事者不少，其故何在？盖病之传染虽广，仅目为瘟疫，而不知果为何病？是以巧合者效，不合者无效也，使学者综核古来关于瘟疫之记载，就其病原、病状、经过治疗等，一一类比而较之，吾之其所病必不同，而名为病疫则无不同，西汉张仲景著《卒病论》六卷、《伤寒论》十卷，至晋代王叔和，以劫火之余，遗其《卒病论》六卷，乃附以己意，误以瘟疫病为仲景之伤寒，而后世遂以伤寒为传染之病，然考之汉书则直认为瘟疫，至吴又可时，则皆称曰瘟疫，是知瘟疫之称同，病实不同也，故瘟疫一名，从广义言，则同为传染，专作病名解者误矣，即是以论，传染病之凶残，先民知之者益深，唯其病每间代而作，时移世易，硕果无存，参验罔资，师承莫受，遂乃以病试方，互相推演，究其所得，亦甚鲜已，至吴又可虽稍稍进步，然仅粗具条理而已，故防瘟之心虽著，治瘟之法不详，为医林所共憾焉。西药东来，于说有传染病，虽不与中国同，然分门别类，亦颇厘然，以所论为传染病也，不复为抱残守缺者所反对。且有纳之之势，而补我之不逮，用摄录其要，俾为研究瘟疫者之借助，且知中国于汉代，已晓然于传染病之烈，不待今日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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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新知而论瘟疫

《时疫科》论瘟疫则采用中西医合参的方法，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从西方西学的角度进行介绍，例如：论传染；论病菌，病菌之硏究，论气化生菌，论气化杀菌；猩红热详论；麻疹；痘疮（天花），再论天花；实扶的里（白喉）；虎列拉（霍乱），论霍乱之原因及中西治疗法之比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总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检讨；鼠疫论；大头瘟；急性肺炎，麻杏石甘汤与急性肺炎之证治。二是从中医角度重点介绍吴有性、余霖及戴天章三家论疫的理论与经验，诸如吴有性（又可）杂气论，论气盛衰，论气所伤不同；余霖（师愚）疫病论，论斑疹，论治疫，论治疹，论疫疹之脉（数者）不能表下，论疹形治法，论疹色治法，论发疮，论妊娠病疫，论闷证，主方清瘟败毒饮，疫症条辨（罗列71组病症加减法）；戴天章（麟郊）论五兼十夹（夹痰水、夹食、夹郁、夹积血、夹脾虚、夹肾虚、夹亡血、夹哮喘、夹心胃病、夹疝）证。《时疫科》指出：“凡疫症多属热邪，谚云十疫九热，治疗之大纲，不外清热活血解毒六个字，故本册所载之清瘟败毒饮，为治疫之唯一主方，举凡任何症状，只要属于疫之范围者，多可以此方主之，至于疫之变象虽繁，只须随其兼症，在药味上斟酌加减，主治贵在临机活变，学者当能举隅反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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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治疗以中医为重

《时疫科》论瘟疫吸收了当时西医的最新知识，诸如鼠疫、霍乱、天花、麻疹、急性肺炎、急性脑脊髓膜炎等等，皆从病因、病理（病理生理与病理解剖）、症状、诊断与鉴别诊断、预后、预防（包括接种）及治疗相序论述，然而涉及治疗方面除简单提到对症疗法外，重点提出中医药治疗方案。兹以“猩红热”为例，简介如下：《时疫科》论“猩红热”是一种接触性传染性疾病，以小儿多见，四季流行不绝而以冬春为甚，其通过触接或空气传染于人，当有创伤之时传染尤易，并提到连锁状球菌（链球菌）为病原、尚未为学者所公认。具体介绍流行状况、病因、传染、症状、预防（特别提到用类毒素作自动免疫法）及中医治法，中医治法则推出7个处方及适应症。

①麻杏石甘汤，麻黄9g，杏仁6g，石膏9g，甘草1.5g。适应症：猩红热初起发热无汗，头疼骨节酸痛，口渴烦闷气息喘促等。

②总方六味汤，荆芥穗2.4g，防风1.8g，桔梗1.5g，甘草1.2g，姜蚕2.4g，薄荷1.2g。适应症：猩红热疹点虽现，咽喉及腭扁桃红肿发炎剧烈，或显假膜炎，黏液渗物满布，高热头疼畏寒无汗等。

③古今录验升麻汤，升麻1.8g，石膏9g，牡丹皮2.4g，甘草1.5g。适应症：猩红热恶性类，热高喉炎，皮显紫癜，烦渴胸闷辗转不宁等。

④利膈汤，薄荷12g，桔梗18g，荆芥15g，防风15g，牛蒡子3g，甘草9g，元参3g。适应症：猩红热，热汗少，咽喉肿痛，发热胸闷头疼咳嗽，痰涎黏腻不松等症。

⑤玄参解毒汤，玄参15g，甘草15g，栀子12g，黄芩18g，桔梗9g，葛根9g，生地3g，荆芥6g，淡竹叶3g。适应症：猩红热初起，热甚头疼，喉痛，咳嗽，口渴，显杨梅色舌，咽肿，吞咽不利，小儿烦啼惊厥等。

⑥清胃汤（金鉴），石膏24g，牡丹皮15g，黄芩24g，生地黄15g，黄连9g，升麻3g。适应症：猩红热疹癜稠密，皮赤如锦，面红目赤，齿衄，大热烦渴，呕吐，舌如杨梅，干燥无津等症。

⑦吹喉散，甘草（去外皮），元明粉，各等分。上二味，各研极细粉，再和研匀，瓷瓶收贮，每用少许吹喉头患处，一日数次，倘吞咽亦不妨。适应症：猩红热毒走咽喉，发炎肿痛，或发陷窝，或生假膜，或生脓肿，黏液性渗出物特别增多，致汤水不易下咽者，用此药吹喉，有止痛消肿、祛痰防腐之功。

上述可见，在年前后西医尚未发明抗生素及激素等药物之际，中医对瘟疫（传染病）的治疗颇具优势。“中医无猩红热之名，然不能遽讥中医为不知，盖纳其理于瘟疫中耳，中医治法，初无逊色，甚且驾西医之上，此无他，要能识其病因为温热温毒，故能收立竿见影之效也”。直至今日，按中医辨证论治某些细菌感染类疾病、病毒类感染疾病、过敏性疾病及免疫系统疾病等所致发热者，仍能取得一定疗效，学习并汲取前人的理论与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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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炎则病属时疫

造成年“流感”死亡率奇高的罪魁祸首是“肺炎”，因此具有传染性的“肺炎”威胁人类生命的历史还可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目前已知中医将“急性肺炎”纳入到“疫病”范畴，大约不少于90多年。天津国医专修学院暨天津国医函授学院教材《时疫科》专辟“急性肺炎”一章，内容略如下述：

《时疫科》将急性肺炎分为“格鲁布性肺炎”及“气管支肺炎（支气管肺炎）”两种。根据临床经验，小儿患肺炎，较多于老人；男子多于女子。发病时间，多在春秋两季。该书依据“急性肺炎”的症状明确指出其相当于中医“肺胀证”，亦称“肺热病”“马脾风”“风喉”“暴喘”。其还明确指出：“肺炎一症，似乎不能从国医书籍上，寻觅适当正确的代替名词；但在治疗上用国医方药疗治肺炎，是比较稳妥而多把握。”具体治法仍分两端：

格鲁布性肺炎的治疗：初起用越婢加半夏汤（麻黄、石膏、半夏、姜、枣），或与小靑龙汤（麻黄、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半夏、五味子、细辛）、麻杏4石甘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混合加减施用。如果初起时迁延失治，或体力不佳者，已现脉数无力，或脉细微弱时，显著的是心脏衰弱，即国医所称血虚血痹不利，往往有直视撮空、谵语现象，应该用真武汤加干姜、五味、细辛。若有脉搏弦数，而现手足瘛疭；或昏聩不语、谵语撮空者，是热极之象；或有脑膜炎合并的疑点，应该用犀角、羚羊、生地、石膏、连翘、菖蒲、麦冬、钩藤、牛黄、至宝丹等急救。

支气管肺炎的治疗则须用薄荷、蝉衣、前胡、瓜蒌、牛蒡、桑叶等辛凉解表药，如果热势不减，不妨进用石膏、芦根，如气急痰喘甚剧，可用葶苈、苏子、马兜铃、杏仁、桑皮、蒌皮等，如见舌红或光绛时，可用沙参、天麦冬、知母、石膏等类，若发现抽搐谵妄者，往往加用抱龙丸、回春丹、保赤丹等丸剂以清热、祛痰、镇惊。

《时疫科》专列“麻杏石甘汤与急性肺炎之证治”一节进行论述，其谓：“麻黄乃温热家所视为辛温发汗，而在大禁之例，故虽遇有麻黄之的证，亦必忌而不用，胆识之小，等于吴牛喘月！殊不知麻黄之发汗，必合姜桂，若协石膏同用，则非但不能发汗，且可镇咳逐水，而成辛凉性之清热止汗剂，读仲景书者，咸知汗出用麻黃石膏为无禁也。麻黃之主要功用，考之上古之记载，及证以近世之发现，确有排除水毒，及弛缓气管支痉挛之作用，能亢进血压，流畅循环，故对于肺炎症初起之皮肤排泄机能障碍，而水毒不得排泄之各种证候，与病在进程中之气管支充血狭壅而气促之现状，颇著特效。石膏为本方之要药，內有含水硫酸钙之成分，具强有力之消炎止血强心解热作用，而对于肺炎、肋膜炎之证，厥功殊伟。若因肺炎而致心脏衰弱者，亦能兼顾。古方用治阳明病之口渴大热，以其又能中和酸性毒素，而抑制造温机能之亢进也。故肺炎症之热高者，亦属不可缺少之药。杏仁为镇咳祛痰药，能减轻肺炎之咳逆，而使痰涎易于咯出。甘草为缓而有黏滑性之袪痰润肺药，于肺炎症之咯痰不爽，痰涎稠黏等，皆具卓效。今综合各药之功用，有消炎、镇咳、解热、祛痰、强心，及排除水毒，而治急性肺炎之必有条件俱备矣。”

近百年来“急性肺炎”的疫情始终不绝，病源性质不断更新换代，诸如“肺炎双球菌肺炎”、“非典型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等等，不一而足，每当流行之时，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然而透过疫情的表象我们发现从中医证候的角度来看，却又惊人的相似，90多年前中医治疗“急性肺炎”疫情是主力军，至今则明显变为配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此“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之际，西医在疫苗和“特效药”筛选出来之前，忙于应付，国际上未能控制病情进展，死亡率颇高。而中医依据证候变化，辨证论治确能取得良好疗效。正如德国著名病毒学家奇纳特尔所说：“中医药在防止病毒吸附细胞、病毒复制等方面有明显效果。”回顾中医药抗疫的历史，吸取中医抗疫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临床实用价值。

中医典籍与文化

张丰聪

林艳华

孙竹青林艳华张钦媛时洪运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与文化研究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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