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中西医交锋
韩福东清朝时期，南京还被人们称作江宁府。年（光绪二十八年），江宁府的太守是一个叫沈碧香的广东人，大概在该年夏初的时候，他乘舟来到上海，就在大南门外的江苏海运局暂驻行旌。非常不巧的是，此行正赶上上海霍乱流行，沈碧香也不幸染疾，于7月6日晚仙逝。两天后，上海《申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并称沈府家丁已飞电讣知广东原籍，请家属前来料理丧务。沈碧香的家乡广东，彼时也被霍乱所困，情况好不到哪里去。包括他任职太守的江宁府，也是霍乱重灾区。这场瘟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沈碧香染疾去世的年6、7月份，正是疫情肆虐的高峰期。按照罗福德《杭州关十年报告（-）》中的说法，仅杭州城内及周边地区在这两个月据报道就有约1万人因霍乱而病逝。年被提名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候选人的伍连德博士，晚年在自传中称，年以来，中国可确定发生过46次严重程度或大或小的霍乱侵袭，其中有10次特别严重，蔓延甚广，被染区域北至东三省，南至广东，西至湖南、湖北与四川。这其中，就包括发生于年的霍乱。当时仍是传统医学在主导救治秩序。医者在汹涌的霍乱疫情面前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方案，但事实上他们对霍乱的病因、传染路径和有效医治方式均近乎一无所知，除了提供一些安慰剂效应，感染霍乱的民众更多只能靠自身免疫力来决定生死。其实，早在19年前的年，德国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已从水中分离出导致霍乱病发的霍乱弧菌，并发现该菌可以经过水、食物、衣服等途径传播。科赫提出预防霍乱流行的一些原则，年起被西方各国批准使用，一直到今天也被认为是控制霍乱的基础方法。西方国家正摈弃传统被巫术、体液哲学和个体经验所控制的医学实践，沿着循证的医科学道路狂奔。而中国的医学仍停滞于传统教条中，进展缓慢。清末西医在中国的影响还很小，只渗透于一些口岸城市。中西交汇的背景下，两种不同的医学理念与实践开始碰撞，有融合也有冲突，更多的时候是传统中医在本能地排斥来自西方的新说。这构成了年霍乱救治的医学底色，也是霍乱导致如此众多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相较而言，受西医影响较大的口岸城市，则取得更好的防疫效果。年之后，中国在、、和年又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霍乱流行。伍连德博士在年第一次参与霍乱救治，他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把传单发给治愈者和他们的亲友，用亲身实例表明现代治疗方法胜过古老的方法。”伍连德在年代说，由于知识的增进和严格遵守卫生规则，在欧洲，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可能是最后一次爆发。即使在东方，也由于各国政府能够实行洁净水供应，并执行严格的公共卫生条例，如在日本、荷属东印度、新加坡、英属马来亚，这种灾祸已自行消失。但中国、印度等国家，没能做到这一点，霍乱等威胁并未消除。中国一直到年还在为霍乱所困，这一年因霍乱死亡的数目是10万人。
壹
江宁府太守沈碧香病逝前20天，媒体就报道了上海周边的瘟疫情况。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上海松江佛字桥发辫店东门外的石灰行，有一家两口在6月中旬同时毙命。沈碧香病逝后不久，在毗邻北京的保定府，知府陈本也感染瘟疫医治无效死去。最迟在年5月，媒体就报道了保定和天津霍乱流行致人死命的消息，陆续死亡的名单中包括天津名绅严修的儿子严智庸，他在即将出国留学之前感染了霍乱。北京也至迟在6月就有疫情蔓延，该月底，北京恭亲王的一个仆人染疫殒命，被《大公报》认为是“北京死于疫者之第一人”。难逃一劫的还有在华的外国人。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堂的司铎秦理格与掌院颜行尼，也在年6月先后染疫而殁。这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霍乱到底死了多少人，缺乏准确的数据。《申报》在报道“汉口居民颇患霍乱等症”时，用的是“每日因此而殒者多若恒河沙数，洵数年来所仅见也”这样的修辞。列强盘踞的天津城内相对而言有较为精确的统计。《申报》援引日媒的报道称，截至8月11日，城内居民患者有人，死者人。在当时，天津算是死亡较少的城市。华北京津冀鲁地区，是年霍乱的重灾区。从当时媒体报道看，北至东三省、南到海南岛、西至陕西，均有霍乱流行的记载。霍乱初发地多在江河沿岸一带。关于福建霍乱蔓延的一篇报道称，疫情最早起于马尾港，在四、五月间日盛一日，表现为结核症状，此症渐已平静，突然又有霍乱入侵，患者大都朝发夕殒，有的甚至片刻之间不及延医，就溘然长逝。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研究人员单丽在广泛查阅了广西的地方县志史料后，得出结论是：年广西地区有严重传染病爆发，13府州中有8府发生疫情，其中柳州府疫情尤为严重。她认为，水网化的自然地理条件，滨海的区位以及便利的水上交通航运，都为霍乱借此传播提供了便利途径。霍乱流行，给了医者施展的舞台。而当时，西医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在如何防治霍乱问题上，必不可免与传统中医展开了交锋。贰
上海县令汪瑶庭曾派医官给监狱中的囚犯诊治霍乱，但并未见成效。在这之后不久，汪瑶庭又接到管辖苏州、松江、太仓三地的兵备道袁树勋的指令，让他下令城厢内外各肉铺禁止屠宰十天，以昭诚敬。为什么要禁止屠宰呢？因为在袁树勋的认知中，霍乱流行是上天的惩戒，而上天有好生之德，禁屠可以顺应天命，如此则霍乱自消。在年，这种理念近乎于一种官方信仰。皇帝的祭天，在本质上也是这种知识谱系下的至高践行。据年6月30日上海《申报》报道，袁树勋有感于瘟疫流行导致上海众多百姓死亡，不仅要求禁屠，还决定在上海西门外白云观雇茅山道士诵经建醮数日。江苏省的巡抚恩艺棠也深信，瘟疫之所以在省内盛行，实因瘟神作怪。该年农历6月28日，他要求治下的知府和县令在城隍庙设醮坛五座，请了50多个道士礼忏九昼夜，地方官每天要到醮坛膜拜拈香两次。七月初一日，恩艺棠更亲率百官前来礼拜。第二天，他还前往武庙，分上下午两次求雨。另外，在恩艺棠主导的江苏礼忏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即召集扎纸匠扎成瘟部诸神，在七月初六日由恩艺棠本人带队，一众官员抬着城隍和各土地神，押着纸扎的瘟神，扔进太湖西泗口镇外的太湖水中。在这些官员看来，如此可令瘟神不再到城中作祟。瘟疫是瘟神和厉鬼作祟，可以通过作法达到驱逐瘟神厉鬼的目的，进而平息疫情。这种认知是传统中医非常主流的部分。传统医学的祝由术，除了设醮驱鬼，更形成了一套借符咒禁禳来治疗疾病的方法。祝由术这种靠巫术治病的传统，至迟可溯源到《黄帝内经·素问》，医院十三科。它早已内化到传统医学的骨髓中，成为举国疗疾的基本方法论。包括明朝李时珍经典的《本草纲目》中，类似于吊樟茎叶“置门上，辟天行时气”、“病人衣，主治天行疫瘟。取初病患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的表述，比比皆是。但是将吊樟茎叶放门上或蒸瘟疫患者的衣服辟邪，并不会引发太多的转载请注明：http://www.nbwangzhong.com/jbby/5837.html
